有人说，高级商务楼的每个窗户都代表着一个财富增长点。“一幢写字楼税收赛过一个县”，说的就是“楼宇经济”的“威力”。

     就郑州而言，随着城中村改造与建设，“楼宇经济”也必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“生力军”，其蕴含的巨大能量不可低估。

     房东变楼主村民“下海”

     2008年，51岁的老曹由城中村的一名房东摇身变成了楼主。

     老曹是郑州西郊某城中村的一名房东。原先的土地没有了，他们一家几口过着出租房屋的生活。2004年时，老曹家的小楼原先有三层，一层临街做了门面房出租出去。二层和三层除了自己住之外，其余的全部出租给房客。一个月下来租金近万元。

     2005年，看着附近村民的楼都在长高，老曹又把自己的楼房加高到7层，这样一来，他每个月的租金收益有两万元之多。尽管租金取代了土地，但老曹仍然过着悠闲的生活，偶尔和几个朋友打打牌，出去爬爬山、钓钓鱼。

     如果没有城中村改造，老曹的惬意日子仍然会继续下去。

     2006年8月份，村子里就贴出了拆迁公告。虽然村子要拆迁的消息盛传已久，但当面临拆迁时，老曹和许多村民一样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毕竟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，承载着他们太多的欢乐与记忆，而且以出租房屋为生的村民每月都有固定的上万元的收入，根本不用担心经济问题。但老曹还是服从了大局。

     两年后，城中村改造完成。老曹作为安置居民，从脏乱差的城中村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里。

     早在拆迁赔偿时，老曹得到了六套政府安置房，其中一套还是面积在一百平方米的商用房。老曹心里有个打算，他想继续做房东。

     回迁完成后，老曹把这些安置房全租了出去。几个月下来，租金总收入不比城中村租房收益差多少。不仅如此，随着房价的上涨，租金的走高，老曹的租金总体也呈上升趋势。尤其是他手中的商用房，租金也在一直上涨。

     此外，老曹还利用收取的租金，开起了快餐店，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写字楼的白领。老曹觉得，他现在过的日子要比城中村那会儿充实多了。“如果原来的城中村没有改造，我也不会从房东变成楼主，变成老板。”老曹说，城中村改造让他尝到了“下海”的甜头。

     坐地生金，细水长流

     正如老曹一样，越来越多的郑州市城中村村民，开始享受到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经济利好。一个新的名词，“楼宇经济”出现了。“楼宇经济”是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。“楼宇经济”在我国的提法始于上世纪90年代。它的概念和实践首先出现在深圳和上海，随后出现在沿海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，如宁波、福州、大连、天津等，并且也日益被其他一些城市所接受。

     简单地讲，它是指隐藏在商用楼宇中的经济形态——以商贸楼为载体，通过开发、出租楼宇，招商引资，从而引进税源，引进各类企业，增加税收。于是，有人形象地把“楼宇经济”称为新型财富效应，比作都市里的“垂直印钞机”。

     那么，是什么原因催生了“楼宇经济”呢？

     首先，“楼宇经济”的崛起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。城市土地资源短缺，需要集约化利用土地。通俗地说，就是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出更多更持久的“黄金”来。因为目前我国大城市土地资源越来越短缺，城市经济要持续发展，必须集约利用土地，需要一种以集约化发展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形式的出现。“楼宇经济”正是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经济形式。

     其次，随着各大城市工业的外迁和比例的降低，现代服务业在各大城市日益发展，已成为各大城市产业发展的支柱和方向。现代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，需要楼宇提供办公空间。

     再次，“楼宇经济”的崛起是价值链分解的必然结果。在全球分工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，价值链不同环节呈现出快速分解的态势，而相同或相近的环节在同一空间中不断集聚，以至于出现各种专业性极强的功能区域。价值链各环节的分解和同类集聚，打破了过去传统的企业自建自用的办公场所，新的集聚需要新的商务楼宇提供空间支持。

     最后，“楼宇经济”的崛起也是城市政府规划引导的结果。城市政府为了促进本城市、本城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越来越加强规划的引导。城市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和城市功能区的集聚规划，规划了各式各样的城市功能区，而各功能区的功能实现必然要通过楼宇的建设提供空间载体。